近日，关于“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讨论再度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不是一个新话题。自上世纪末大学扩招以来，类似的声音不绝于耳。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是，“今天的博士不如5年前的硕士，5年前的硕士不如10年前的本科。”这似乎不止是用人机构的评价，就连学生自己，底气恐怕也不足，不知道自己在大学里到底学到了多少有用的知识。然而，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了吗？答案必须建立在一系列实证研究基础之上，至少要提出诸如衡量大学教育质量的标准是什么，测算的数据是什么，以及统计分析结果的含义是什么，等等关键性问题。缺乏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只是凭感觉就得出“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的结论，不仅草率，也无法形成有效的知识积累。
　　但有时候感觉也的确反映了部分事实。一方面，本科毕业生的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不得不选择继续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不断推迟就业的时间节点；另一方面，用人机构迫切需要各类人才，但放眼望去，几无可用之人，寻找合适的员工变得越来越困难。劳动力市场上供需之间的矛盾——尤其是结构性矛盾——正在加剧。
　　这说明大学的产品——本科毕业生——没有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至少没有充分满足。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我认为，除了快速扩招，盲目扩大规模和大学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方式等原因之外，至少还有三个更为根本性的弊端——我称之为“刻舟求剑”、“陪太子读书”和“纸上谈兵”——正在严重影响中国大学的教育质量。如果不能克服这些弊端，建立起全新的教育模式，大学教育质量的实质性提高就是一句空话。
　　“刻舟求剑”是指当前本科教育严重滞后于外部世界的快速发展。从国际来看，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正在引领新一轮技术变革的浪潮，互联网以及其他新兴技术开始颠覆整个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运行；从国内来看，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正在步入后工业化时代。当代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技术变化的速率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这使得自19世纪以降以培养专业化人才为目标的大学教育体系遇到了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它根本跟不上步伐。正如谷歌公司高级副总裁罗森堡所说：“不要成长为一个专才，因为工作会变。当下科技的脚步变化太快，专才会无所适从。”
　　更大的麻烦在于，20年后，世界也许会变成一个用我们今天的知识和眼光所根本无法理解的世界。那时候人们所面临的问题，可能和今天的完全不同。这意味着大学毕业生将不再可能从已有的“知识储备箱”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只能根据新的变化了的情况，通过合作和协调，共同解决面临的难题甚至是危机。这就要求大学教育必须要摒弃“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专业化教学模式，而建立以激发学生的潜能，培养合作精神，理解不同文化和价值观，提高他(她)们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主要目标的新的教育模式。
　　然而，自1952年按照前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相应建立起以高度专业化为特征的高等教育体系以来，专业化思想就在中国大学里根深蒂固。不止是大学，社会的认识也大体如此。如果学生不学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用性技术，就像南方人没吃米饭一样，心里没底儿。大学抛弃了古代中国教育中“重道不重术”的优良传统，正在退化为职业技术培训所——不是说职业技术培训所不重要，而是它们和大学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使得通识教育的推行在大学里往往会遭到强烈反对，分外艰难。一个危险性的信号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面对变化速度如此之快的外部世界，学生在大学里接受的专业化训练程度越高，毕业之后适应、调整、转化的余地可能就越小，就好像那个在船舷上刻下记号的楚国人一样，又怎么可能找到自己的剑呢？
　　“陪太子读书”是指大学教育的资源配置不合理，浪费现象严重。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到底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我们还没有想清楚。按照现行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大学是由各个专业院系组成的。它们是大学里的“诸侯”，各自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未必和大学的整体利益相一致。院系的管理者和教师，最关心的是专业教育。这不仅因为这是他(她)们的偏好，也是其利益所在。由于长期专业训练的影响，在教学过程中，他(她)们往往容易习惯性地按照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思路和模式去设置课程，组织教学——就像其老师曾经做过的一样——力图使每一个学生的专业基础更扎实，专业能力更强。实际上，这是研究生的培养模式，而不是本科生的培养模式。
　　但问题在于，不是每一个进入大学的学生未来都想从事专业领域的科研工作，社会也不需要所有大学毕业生都从事科研工作。更显著的事实是，绝大多数学生不想也不会从事科研工作，同时，社会所能够提供的科研就业岗位非常有限。统计数据显示，一般说来，各专业本科毕业生最终从事本专业科研工作的比例不超过10%。即使在科研领域内部，根据一项对近年来诺贝尔奖得主所学专业的研究，大约85%的生理和医学奖获得者也不是生物学专业毕业的。既然超过90%以上的人毕业后都不会从事专业科研工作，为什么要按照培养不到10%的科研人员的模式去组织本科教学呢？大学和院系为什么要把全部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不足10%的人身上呢？为什么要让超过90%的学生成为不足10%的学生的“陪读”呢？这不是巨大的浪费吗？看来，更合理的资源配置模式应当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将学校的大部分本科教育资源按照不是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方式投入到超过90%的学生身上，而将小部分资源按照培养专业科研人员的方式投入到不足10%的学生身上，各尽所长，各得其所。
　　历史上，美国顶尖大学也曾出现过类似的争议：本科教育应当采取和研究生教育同样的模式吗？大学所要招收和培养的学生，到底是以成为学者、科学家、大学教师或研究博士为目标，还是成为未来在各行各业取得成功的领导者？如果是前者，招生时就应当尽可能挑选那些学业成绩最优秀的学生；如果是后者，招生时除了要考虑学业成绩之外，还必须参考那些对于取得成功而言更为关键性的素质：动机、热情、坚韧、道德责任感和社会活动参与能力，等等。20世纪60年代，当美国受到苏联航天科技最强有力的挑战，对科技人员的需求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时，对此的争议也达到了白热化的顶点。但即使是那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等最顶尖的私立大学也没有选择前者，而是坚定地以培养各行各业的领导者为大学的根本使命。后来的事实证明，它们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
　　本科阶段，大学不仅要教给学生具体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如何通过有效的教学活动，激发他(她)们的好奇心、热情、勇气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培养他(她)们独立思考的习惯和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理解，提高他(她)们对事物的敏感度、洞察力以及对自己和他人的责任感，等等。对于今天的大学教育而言，这是更为基本的挑战，也是社会对于大学毕业生素质的要求。当学生走出校门时，大学给予学生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毕业证书、成绩单，还是别的东西？我曾经请几位大公司的CEO列出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最看重的素质，其中重合度最高的是：人品好、身体好、人缘好和想法多。至于大学和学生所最看重的考试成绩、英语熟练程度和艺术特长等，他们根本就不在意。面对如此之大的差异，大学又该做出怎样的努力去满足用人机构的这些需求呢？
　　“纸上谈兵”指的是书本理论知识——许多实际上已经过时——过多，缺乏与实践生活的系统性联系。学生背诵了大量用来应付考试的理论、名词和术语，却缺少对真实世界的认知、理解和同情，甚至漠不关心。以经济学教育为例，许多学生对帕累托改进、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勒拿指数和精炼贝叶斯均衡等模型和术语滚瓜烂熟，却看不懂一张基本的企业财务报表，这不是令人奇怪的现象吗？一学期18周的教学计划中，至少有17周是在教室里度过的，学生又怎么可能有机会了解到真实世界里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脱离实际的教学严重损害了学生的创造力，使他(她)们只会根据现成的理论、知识和数据去做外围性的辅助工作，却很难独辟蹊径、无中生有地进行开创性的领导工作。学生的学习、模仿能力很强，但提不出独创性的思想、方法和模式，一旦面对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领域或危机，则茫然不知所措。这是中国社会缺乏自主创新成果的根源，也是面对重大灾害时行动效率低下、损失巨大的重要原因。的确，在全球化的互联网时代，我们可以很快把欧美的新东西引入国内，甚至因为中国市场的广大而取得比欧美国家更大的成功和商业利益，但为什么我们自己就不能提出一个全新的东西——比如Google、Uber、Twitter，等等——让欧美发达国家来模仿中国呢？
　　美国顶尖大学本科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千方百计提供各种机会，增加学生与社会的接触。以MIT(麻省理工学院)为例，它的核心理念是“关心真实的科技与世界”。教授鼓励学生提出各种各样匪夷所思、稀奇古怪的想法，并动手把它做出来。有时候，教授会把学生丢到印度一个穷乡僻壤中，在没有网络、没有数据、没有资料、没有任何前人研究成果的情况下要求学生研究真实的事件和问题。有趣的是，美国顶尖大学的课堂对笛福笔下的鲁滨逊特别感兴趣，常常要求学生设想如果自己处在鲁滨逊的环境下，应当怎样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许多经济学、社会学、法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就是从对鲁滨逊的讨论开始的。
　　因此，和“中国大学教育质量下降了吗”相比，更有价值的问题也许是，每一所大学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反思如何改善自己的本科教育，更好地满足学生和社会的需求。这是大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毕竟，在一个全球化竞争的时代，如果你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他(她)可以“用脚投票”，选择自己满意的教育。社会机构也是一样。



　　　　　　　　　　　　　　　　　　　　　　　　　　　　　　　　　　　　　　　　　　　　　　　　　　　　　　　　　　　　　　　　　　　　　　　　（转自光明日报）